【報導者x閱讀現場】台灣越南的家國蟲洞——紡織故事長篇小說《織》

 

文/謝一麟 (2017/11/25)

 

2014年的世界盃足球賽後，法國的《費加洛報》：「2,300萬台灣人已贏得自己的世界盃冠軍，但不是在足球場上，而是在球員更衣室」。因為有10支參賽隊伍穿上台灣製造的環保塑料做的球衣。

 

台灣的紡織業曾在全球產業鏈中佔據重要位置，也歷經幾次國際重挫（成敗幾乎都是看美國）。近20年來，還沒被擊垮的業者，許多投入高端技術的布料研發，例如機能布料、寶特瓶再製纖維布料（PET）、防火布料，重新取得全球紡織產業鏈的關鍵角色。有些生產的基地移往越南等東南亞國家。轉型成功、還能賺錢的人事物，不乏報導。更大多數，為了基本溫飽沒有選擇的工人，無法用簡單成功失敗標籤看待的工人生命故事、家庭故事，幾乎無人聞問。

 

早在政府喊「新南向」之前，1960年代，台灣工人就前往越南西貢的紡織廠工作，以比台灣高數倍的薪水，餵養台灣一家三代人口。台灣現有數十萬來自越南及東南亞的移工、新住民，台灣在1960年代，有過勞力輸出到越南的紡織業（以台灣現在的發展，誰敢說未來不會再出現勞力出口的情況？）。

 

出生客庒的張郅忻，在《織》這本小說裡，以自己的阿公50年前，去越南紡織廠工作的經驗為基礎（註小說是虛實交錯的文體，原本無法區分內容哪些是作者真實經驗。但作者在之前的散文集《我家是聯合國》中，有篇〈織〉的散文，可知小說《織》中哪部分來自真實生命故事。  ），發展一部台灣與越南的穿越劇。以台灣（甚至說東亞）的紡織業發展史為經線，一個精修紡織機的手藝工人（小說中名為阿有）當緯線，阿有的家人、同事生命經歷，讓產業的大時代遷移，有了血肉之軀的具體樣貌。因何離開？為何移動？移工的生理需求、情感依託、生活細節又是什麼？

 

書的扉頁，印上「獻給為了家而離家的人」。社會要從農業經濟轉型到工業，第一級工業就是紡織。阿有去紡織廠上班，跟著日本師傅鈴木先生學習修理紡織機。因為戰爭，一場是讓國民黨退守來台灣，一場是越戰，讓空有一身功夫的人，在動盪時代無法溫飽。為了生計，前往越南西貢的紡織廠工作，領著高於台灣工人數倍的薪水，餵養家鄉的三代人口。

「鈴木せんせい嘆口氣說：『農民說看天吃飯，我們是看美國吃飯。越南打仗，西貢錢幣流通，世界的人都在那裡。』」（207頁）

「『是的。Bảy Hiền以前，有些人支持胡志明，賣布給華人，華人染完布，把布賣給美國人。打美國的錢。是從美國人那賺的。』阿雄邊說邊搖頭笑。」（174頁）

 

美援台灣時代，政府有「代紡代織」政策。由美國提供棉花，政府保價收購民間紡織出來的織品，再出口賺外匯。其中從上海與山東來台，帶著設備與物料，乘著時代浪潮而成為大企業，像遠東紡織（徐有庠）、台元紡織（吳舜文，嚴凱泰之母）等等。本土紡織業，像新光紡織（吳火獅）、台南紡織（侯雨利、吳修齊）。所以早期紡織業界有上海幫、山東幫、台南幫三大主要山頭。

 

小說中也埋入這樣的背景脈絡，阿有是新竹的客家人，台灣同事老張是上海人。因戰爭遷徙而一起生活，前一刻甚至是敵人，後一秒要當同事的情境，怎可能不衝突。

「老張大吼：『你們日本人就會欺負我們中國人。』壞囂的日本人，阿有見過，但鈴木せんせい不是那種人。阿有起身，看見高個頭的老張，怒瞪著鈴木せんせい，老張的身影和那兩個不知羞恥的國軍重疊起來。阿有雙手握拳，快步走到老張面前，一拳往他臉上揮去。身邊的同事們先是愣住，見他們扭打成一團，趕快將兩人拉開。被兩個同事架開的老張，高聲罵道：『冊那！我全家死在日本鬼子手上，我罵他，你跑來湊什麼熱鬧！』」（203頁）

 

「冊那」，是上海話裡的國罵（髒話）。為生存，來自不同生活文化圈的人得共處一室（工廠）。如果移開身上那條國界線，都是無奈地混口飯吃的小人物，如同那時代的千千萬萬人一般。

 

那年代有多少這樣外移的勞工？政府沒有統計，沒人研究，更無人紀錄訪談書寫。有經歷過的人，現在大多已經辭世或將凋零。

 

張郅忻2010年獲得第一個文學獎肯定（第一屆桐花文學獎小品文獎，作品〈時光之徑〉）時，阿公離世。前往越南的紡織移工，50年前的往事來不及細問。只好抓緊僅存的線頭，慢慢回溯爬梳、探問、考究資料。

 

故事從病危的阿有開始寫起，一一帶出阿有的家人性格樣貌。所謂的「家」，是由一個個的個體編織而成。時間軸從現在，往過去推移。如果追尋的過程也如織布，作者用一個很簡單的懸念作為穿針引線的「梭子」，即是，到底阿有在越南工作11年（每年只有農曆過年回台幾天），有沒有女朋友（紅粉知己）？

「他喜歡坐在電影院裡，看別人的故事，那讓他可以暫時忘記自己的故事。死去的阿瑞、等待的春梅，不時問他何時加薪的卡將。阿有有時會藉著銀幕的光偷看阿秋，他沒有太多奢望，只希望日子可以一直這麼下去。」（240頁）

 

小說中的答案是有。那個越南女子叫阿秋。阿有工人當久了，關鍵技術在身，開始有當頭家、開個小工廠的夢。阿秋帶他認識當地師傅、看廠房。於公於私，阿秋都是阿有的重要寄託。但在海洋的另一端，家鄉的妻子春梅，上有威權的婆婆，下有五個小孩要顧，是家裡的重要支柱。個性忠誠樸實的阿有，掙扎於親情與感情。

 

個人情感的掙扎，隨著越戰戰事擴大，一起爆發。公司給資深員工的妻子出機票錢，來越南探親兩個月。春梅到越南時，阿有鎮日惴惴不安。不久後工廠附近開始被砲擊，戰線逼近，移工與僑民趕緊找門路買機票準備逃離西貢。春梅沒想到第一次來越南看丈夫，是逃難離開。阿有沒想到開工廠的夢與阿秋的感情，被砲彈炸毀。阿有最後去找阿秋，阿秋給他兩張機票。阿有帶著春梅搭機，輾轉飛回台灣。

 

《織》小說中主要觀點，有三個時間尺度，分別是阿有的孫女卉玲，跟著越南嬸嬸以及阿婆（春梅）去越南走走；春梅第一次以家眷身份去越南，在西貢待了將近兩個月；阿有在越南工作11年。小說以卉玲的幾天、春梅的個把月，不同的時間閱歷，暗引讀者自行想像填補，阿有在異鄉11年的歲月日常。

「窗外有稻田、有雜草，還有一棵棵梧桐樹。梧桐樹像時時提醒他，這裡不是家鄉，多加班，多賺錢，好早點回家。」（215頁）

 

小說中有許多寓情於物的書寫。有物件，也有植物。像是梧桐樹，是個人記憶參照，城市印象，也有殖民的歷史符碼。法國在殖民地越南，在上海的法租界，留下了梧桐樹。政權更迭，領導者來去，樹一直都在。

「『等下。』春梅對阿有說，折下兩枝珍珠花，抓一把泥土放在隨身手帕裡，包裹珍珠花的根，再塞入大包裡。若是平常時的阿有，一定會罵：『麼个時候了。』阿有卻沒有多講一句話，靜靜等她摘好放妥，才繼續前行。」（252頁）

 

九重葛，是出現在小說中各處的重要意象。一道斑駁的牆，一幢頹圮的房，一間冰冷的工廠，長了九重葛，就多了幾分活力與豔麗。九重葛又稱三角梅，小說中的客家阿婆，春梅稱它「珍珠花」。我們平常看到九重葛有顏色的部位，其實是葉子，不是花。它的花蕊彷如一顆小珍珠，被有色葉包圍隱藏著。

 

豔麗的色葉，是小說中移動到異鄉工作的男人，紡織產業的全球變化，戰爭動盪的時代，一下就吸引目光，成為凝視焦點。也許真正的主角（花心），是不容易被注意到的女人。無論是幫助異鄉移工的阿秋，或含辛茹苦的春梅。就像電視劇《一把青》的改編戲劇視角，從大時代的戰爭與空軍男性，將注目焦點移到那些守在地上的女人們。如九重葛般，具有最堅韌的生命力。

「往後，春梅遇到再多事，大倈子欠錢，屋家分銀行查封，屘子發癲，妹仔離婚。她毋識怪麼誰，這是報應，是回家的代價。只要全家共下，有土有水，能活下去就好。」（255頁）

 

閱讀《織》，我直接聯想到吳明益的 《單車失竊記》，從一個具體的微物史（一部是紡織機，一部是鐵馬），動植物（比如單車中的大象），交織二次大戰前後的中國戰場、東南亞戰場，因為戰爭而被迫遷移的平民視角。在當前眼光盲目向外尋找，不習慣向內與向過往探索的台灣來說，經由小說創造的蟲洞，穿越時間，穿梭不同國度與地理空間，以真實事件為基礎的虛構創作，重新佈置了台灣在地球時間空間座標裡的位置。

 

《織》小說中是多語交雜的情境。用繁體中文書寫，裡頭主角的母語是客家話（作者本身也是），裡面還有一點台語、日語、上海話，還有泰雅族語。是的，織布這件事的，別忘了台灣土地上的原住民，也有自身織布的智慧與美學發展脈絡。主角卉玲的好友林惠，有泰雅血統，如果卉玲的生命經驗就是台灣這島，那林惠像是她反身的鏡像存在，既來自過去，也來自未來。

 

讀完《織》，我立即聯想到顧玉玲的《我們》，那些移動與勞動的真實故事。如唐諾所評，

這些看似無奈，卻勇氣非凡的移動╱勞動者，生命或許困頓、碰壁、不幸，但「仍然相信幸福是可能的」。《織》中的阿有、春梅、阿秋、林惠、卉玲亦然。

「此刻坐在頭頓海邊的我，望著眼前的海浪，總覺得在海的另一端，有人正望向我。他們是七、八歲的我和健壯的阿公，在海的另一邊，過去不會消失，也不會有死亡。在海風裡，我聞到舒跑飲料的香氣。海另一邊的那個我，喝完舒跑後，會被阿公用老舊摩托車，載回那幢九重葛盛開的水泥房子。那個叫做『家』的地方。」（164頁）

 

吳晟在詩作〈負荷〉： 「就像阿公和阿媽，為阿爸織就了一生，綿長而細密的呵護。」是啊，每個人都想追求的「幸福」，是要靠自己與他人的力量，細細編織造就出來的。幸與不幸，都靠自己去織。

參考網址：https://www.twreporter.org/a/bookreview-weaving

【推薦序】楊佳嫻，南向織旅

    張郅忻的《織》是一幅失敗者群像：阿玲大學畢業後找不到理想工作，癲狗叔想擁有自己房子卻不遂願，父親一再向家裡要錢、屢屢創業失敗，阿公頭家夢失敗、還遺落了戀愛夢在越南，連家族經營、彷彿可收容所有失敗者的牛排館，也節節敗退。同時，《織》也是一部個人命運絞纏進時代機器的小說，從一開頭「慶源紡織廠遭控假關廠，真裁員」新聞引發病臥老人激烈反應，到阿有功敗垂成的越南紡織業舊夢，春梅舊地重遊時想起那件礙於時局與心魔、始終不曾領取的訂做長衣。個人奮力想抓住激流裡的希望，卻被沖回淺灘。

    各章命名也透露了作者企圖，〈纏〉、〈縫〉、〈染〉、〈穿〉、〈織〉、〈紗〉、〈剪〉，除了第六章外，都是和絲線布料有關的動詞；這部小說正是經由人物行動、不同敘事角度而交錯疊壓出來的重重織物，彼此浸透，宛如七重紗。另一方面，場景轉換之際，作者也讓語言發揮活絡功效，小說人物們在新竹老家時，以客語談話，到了越南，就適度夾雜一點越南語，但也就像人物們的越南語程度一樣，就一點，多半是招呼致謝抱歉或者地名食物。除了客家與越南，小說裡還有癲狗叔來自印尼的妻子，阿玲因為阿公去世而重逢的泰雅族朋友，Joan Baez的歌，白光的歌，不同文化線索以不同份量參與了這個從新竹北緣鄉鎮出發的故事。

    因此，《織》的核心不單單家族敘事，也是多元文化敘事，更是移民敘事。外籍配偶移民來台，台灣男人移住到越南討生活，甚至可以追溯得更早一些，從廣東移居到印尼或越南、從上海移居到台灣，還說著客家話或粵語，還維持著一點當年都會生活的派頭。移民，不僅是家屋的移轉、地理區位的再定位，也是文化的再融合，更是怎樣攜帶情感、怎樣重構情感的過程，這過程裡獲得與失落各半；失落也即是深藏，一縷氣味就像鬼魂的呼喚，一張相片能捲出渦流，衣飾與植物也可以裝訂過去、現在和未來。《織》最感性之處，正是留意那些微物如何牽引，如何保存了故事。

    就拿衣服來說吧，小說裡老張的太太清雲，是上海來的外省女人，和其他太太一同到越南探訪丈夫時，她穿了旗袍。既是出外的盛裝，在異國彰顯出一種民族身分，也是她貼身難忘的上海辰光；那身旗袍，在越南裁縫店家裡得到行家欣賞時，清雲很得意，那是女人的得意，也是心甘情願背負著舊日美好的得意。這一點也讓她能突出於老張其他同事的太太金蓮、春梅之上，藉著合宜閃耀的服裝來襯托出她曾是個大學生，只是戰爭打亂了青春履歷。那旗袍也因此洩漏了清雲心有不甘，卻無可奈何。還有越南女人的長衣，形塑飄逸身姿－－一開始先吸引了阿有的目光，發展成一段有始無終的戀愛，然後成為春梅、金蓮、清雲情誼的象徵，再成為春梅錯過的念想，最後，阿有與春梅的孫女阿玲終於真正把長衣穿在身上，春梅看著阿玲，卻想到了清雲。這當中曲折來回四、五十年，一襲長衣好像總在那裏飄飄拂拂。

    回過頭來說，結識郅忻，和清華大學有關。就一個完整校園文學環境來說，可供追摹、認同的「學長姊譜系」是頗能發揮功能的。因此，我時常留心作家們的「清華淵源」，並因此讀到也曾在清華求學的郅忻《我家是聯合國》一書。她書寫自身家族裡的南洋與原住民元素，進而發現外籍配偶早已不是家屋的邊緣人，而是生活的軸心了。接著，第二本書《我的肚腹裡有一片海洋》持續關注來台的新移民女性們，同時也展現她努力認識越南文化的初步成果。

    同樣從家族經驗出發，長篇小說《織》則是更為聚焦在台灣人在上世紀六、七十年代也身為「移工」的歷史。這段歷史，不僅是台灣戰後產業變化的一環，也成為小說裡家族的記憶暗影，所有遲疑的、不圓滿的，都彷彿可以追索到那段歲月。然而，那份久遠的遺憾、倉皇結束的夢想，卻也跟著移植回來的珍珠花，從過去蔓生到此刻，從此刻再往未來伸出探觸的手指。

 

 

【推薦序】鍾文音，縫出生活的美麗微世界

「是編織教我活下來。」

 

閱讀這本書，讓我秤到了日常生活所帶來的重量，日常生活是寫作者筆下的重量之所在，在同質性裡攪拌出獨特的異質性，作者發亮的心眼處處，如書中所寫的「朵細」一般：「就算帶著傷痕，帶著遺憾，也要好好活下去。」跟著作者的書寫，我也回味了屬於台灣客家移動混血家族的往事哀樂。

 

人一旦成長，意味著要被馴化，「我」透過環繞生活周邊的生動人物逐步拉開一個獨有的良善與掙扎世界：阿公、阿婆、癲狗叔、石頭叔、叔叔、姑姑、姨婆、嬸嬸、黑衣女人、小姑婆、小惠、朵細……，從原鄉人拓展至異鄉人，描摹的人物十分生動，在作者靈動的筆觸下，立體而鮮活，展開一個家族在小鎮漫漫人生的微世界。《織》巧妙地以「纏」、「縫」、「染」、「織」、「紗」、「剪」暗喻象徵了人物背後的故事肌理，如織布似的層層推動，密密織就縫補了逝水年華。作者猶如一個世故與純真的混合體，世故面是看穿事物的表面，因而就不需要在表面上繼續流連了，作者於是往更深的心靈切片挖掘。


我最喜歡作者筆下的人物，彷彿他們都是我的「偽家族」，有血有肉地和我對話著。作者不炫技，也不雕飾文字，語言特別有血肉，敘述質樸而率真，對小鎮的地理描寫到位，內裡的思緒也隨著敘述逐步散開：

 

「現在，阿公真的走了，消失在這個世界。我還能留下嗎？」

 

「阿公的味道又竄入我的鼻腔，既濃且烈。我把喪服袖擺舉起，尋找氣味的源頭，問身旁的大寶：「你聞聞看，是不是有阿公的味道？」

 

比如這樣簡單的問話與對話，作者往往瞬間也勾動了讀著的心。

 

時間如馬車碾過逐漸成長的「我」，體驗悲歡離合與漫漫年華的凋零，女孩逐漸懂得了情，懂得了眼淚，懂得了分別，懂得了日常生活交織的命運地圖。整本書以安安靜靜的語言划向人物的內心世界，流過殘酷的時間之路。

 

如果把目光看向更深一層，那麼《織》是際遇的縫補技巧、一種隱形命運的縫合技術，所有的碎片都能黏合，如拼圖般，每片碎片都有發亮的螢光記號，讓人記得這些微人物。

 

我在閱讀時常感到作者筆下的溫情與獨特的眼光，她將一些彷彿不起眼的東西，著迷似地深入觀看，讓我猶如在欣賞一幅油畫般，必須置於光線中，才能見到那表面看似無物的細節、一筆一畫刻出的線條，以及覆蓋再覆蓋的人物內心，並看見命運的肌理是如何被豐厚織出的。這本書沒有太激烈的情節，也不搞悲情，這書就像河水，悠悠蕩蕩。

 

有如童年往事，有如純真之歌，也有如人生風景，這書闔上之後，還會在我的腦海裡一格一格地播放著，如老舊的膠卷片上那些處處拓印的刮痕。那些刮痕來自生活，瑕疵即是生活本身的原味。不完美也是一種完美，美麗的刮痕，如織布上的紋路。

 

 

 

香港動植物公園記行

我去過香港幾回，這是第一次帶著安古同行。

上次帶他出國，是他滿周歲那年，當時他走路仍不穩，我們推著娃娃車在京都的大街小巷閒晃。如今，三歲半的他活蹦亂跳，拔腿狂奔時常叫我追不上。曾經帶著他四界遊的娃娃車，顯得太過迷你。因此，我們決定輕裝上陣，不帶娃娃車同行。

像是升級版的電動遊戲，沒有娃娃車的旅行有新的關卡等待著。起初預想的是，這一路必將走走抱抱，卻沒料到竟是一路抱。從室內到室外，滿滿是人，安古露出好奇又畏懼的眼神，頻頻喊抱。想必見到行人如海水洶湧，怕自己淹沒在人潮中。將近十七公斤的小男孩落在手臂上，我的耐重度僅止於一條街，其餘時候就由爸爸擔當「重」任。

加上此行主要目的是跟著書店夥伴拜訪香港的書店，店內空間多半也不適合孩子跑跳。平日蹦蹦跳跳的安古，老是被要求「安靜一點」、「不能跑喔」，簡直如被鎮壓在五指山下的孫悟空。

這趟旅程走了兩日，孩子累，父母也累，情緒經常在引爆的邊緣。我不禁想：在這座往上生長的城市，究竟哪裡才適合孩子？

隔日，有整個上午的自由時間。我們隨意搭上一班叮叮車，想著就坐到海邊去吧。多年前，我第一次到香港時，就曾經這樣「冒險」。從某站上車，一路抵達終點站。記憶中，那一站臨海，人並不那樣多，也許更適合安古。

原就喜歡湯瑪士小火車的安古，一個人坐在單人座上，對著窗戶望，想像即將迎來的海岸。但一路風景始終是高樓處處，十來分鐘後，安古開始轉頭問：「海邊呢？海邊到了嗎？」不確知終點站在何處的我們，提前在港澳碼頭下車，一心以為碼頭有海。海確實在眼前，卻隔著玻璃幃幕。安古有點生氣地說：「不是這個海邊！我想去海邊，有沙子的海邊！」

對方位毫無概念，也沒有事先做功課的我，只好即刻連上碼頭的網路，一面安撫他一定帶他去好玩的地方，一面搜尋鄰近的去處。「香港動植物公園」幾個字佔據查詢的前幾筆。來香港幾次，我倒是一次也不曾想去公園。但為了短暫逃離人群，我們即刻打的、上車，隨車向上攀升，期盼即將到來的地方，可以讓安古盡情奔跑。

約莫十分鐘，計程車司機告訴我們：「就要到了。」只見樹在左側，群聚成一片綠意。我幾乎有一種錯覺，我在茫茫人海裡攀上了浮木，終於漂上一座小島。島中的島。

據說它是香港最早建立的公園。最早原是私人花園，1841年到1842年，英國殖民香港之初，此地曾作為總督官邸。1871年改建為公園，當時名為「植物公園」（Botanic Garden），直到1975年才改名為「香港動植物公園」。不過，成為公園後，主要用作植物研究工作，蒐集各種對香港有經濟價值的植物品種。類似的歷史經驗叫我想起台北植物園，它原是日本時代，台灣總督府從事育苗及進行苗木栽培試驗的苗圃。在香港，我經常感覺到一種相似又不同的感覺，也許正是這種特殊的經驗，讓我一再啟程到這鄰近的城市探訪。

計程車在路邊靠岸，我們下車，走入島中。公園入口是一座紀念牌坊，兩側柱子皆刻著「紀念戰時華人為同盟國殉難者」，一邊註明是1914年至1918年，另一邊則是1939年至1945年，分別是第一次與第二次世界大戰。通過這座牌坊，一片翠綠等待我們。

迫不及待想帶安古走入島中央的我，還是停下腳步，盯著柱子上的文字，心底冒升一個疑問：台灣在兩場戰役中與牌坊紀念的殉難者是敵人還是朋友？

第一次世界大戰時，日本與英國站在同一邊，台灣與香港作為殖民地，被置放於同一陣線。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，日本成為同盟國，與英國陣營敵對，台灣與牌坊悼念的殉難者竟成敵人。這就是戰爭啊。經歷戰爭的人們，是敵是友皆不是自己的選擇。

然而，卻又是殖民歷史成就這座牌坊，這島中之島。戰爭過去，牌坊立在入口，提醒遊玩的人們半世紀前的戰火。安古尚不識字，牌坊寫些什麼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群聚的樹與空曠的步道。他終於露出開心的表情，離開懸空的懷抱，走踏在園區步道上。

無論大歷史多麼無奈，得以保留下來的樹，共生在園區裡，給予一代又一代孩子一點自由的空間。牽著安古的我，想起兒時到台北找媽媽，媽媽帶著我到台北植物園散步。安古與我，我與媽媽，在蓊鬱林間身影層疊。

往上走幾步路，可見大鐵籠裡的雀鳥或猿猴，牠們在有限的空間裡跳躍與擺盪。這大約就是牠們一生所能及的世界。籠外走道，行人無幾。兩相比較顯得人類的殘酷，為了觀賞的便利，將牠們聚集在相對狹小的空間裡。籠中鳥獸喚不起孩子的興趣，他持續向上走，在轉角牆邊駐足，接著蹲了下去，口裡喚著：「馬麻，過來！」

我湊身過去，只見一隻身軀呈褐色，身上帶著突起疣狀物的小蛙，約莫只有小拇指指甲大小，如果不細看，與地面掉落的腐葉幾乎融為一體。

「你怎麼會發現？」我問。畢竟那隻蛙的擬態非常成功，且體型又如此嬌小。

「因為我的眼睛很大啊。」孩子睜大眼睛告訴我。

我忍不住笑出聲。我們一起圍坐在那隻蛙身邊，直到牠跳離視線。

繼續前行，一個指標寫著「兒童樂園」。步上階梯，發現所謂的兒童樂園不過就是擺放公園裡尋常可以看見的溜滑梯、盪鞦韆罷了，和我想像中有旋轉木馬或者碰碰車的「兒童樂園」仍有段差距。

日頭炎熱，只有兩個孩子在玩。一個看來是祖父帶著小孫女，一個是媽媽帶著女兒，大家避開直接曝曬在日頭下的溜滑梯，待在旁邊有遮蔭處的遊戲設施。安古立刻對一個圓形轉盤的遊樂設施感到好奇，我們在台灣沒見過這樣的設施。安古和爸爸分別坐在轉盤兩側，我在旁輕輕轉動。安古笑得樂不可支，直喊：「再快一點，再快一點。」

他張著嘴，兩顆本來就明顯門牙更加突出。突然，他的眼神盯著我的背後，像是一個小動物好不容易發現同類，露出盈盈發亮的眼神。我轉身看，是一個金髮碧眼的孩子，站在牆邊望著我們。

我對安古說：「跟哥哥打招呼啊。」那孩子比安古高半個頭，約莫五、六歲。

安古站在靜止下來的轉盤上，笑著對哥哥說：「哈囉。」我原來擔心安古會因為對方不同的膚色、頭髮而怯步，但全是我多心，在他眼裡只有另一個同類，沒有差異。

哥哥回應一聲哈囉，開心地往轉盤走來，俐落地跳上轉盤，一腳在轉盤上，一腳在地面上，開始一踏一踏地轉動轉盤。看那俐落的身影，這裡本應是他的領地吧。

過了幾分鐘，一個和我一樣黃褐色皮膚的女子，推著嬰兒車走來，車內坐著約莫一歲左右的金髮碧眼的孩子，他的雙眼盯著轉盤瞧。前一日在長頸鹿繪本館，聽館主談起香港有三十萬名來自東南亞的看護工，她們主要的工作之一便是帶孩子。這群來自菲律賓、印尼的看護工，比起家長更常陪伴在孩子身邊。在香港誠品書店的繪本區，我確實看到不少看護工，抱著孩子，讀故事書給孩子聽。

一如眼前的這名女子。她抱起嬰兒車上的孩子，用英語對哥哥說讓弟弟玩一下。哥哥減緩速度，停了下來，女子抱著孩子坐在轉盤的一邊，與安古相對，哥哥則開始緩慢地轉動輪盤。懷中的孩子笑了，女子也笑了。

當然，安古和我們也都笑了。

 

※刊登於明道文藝10月號。

 

筆下的世界

肚皮為紙

    懷孕七個多月時，曾發生一件令我印象深刻的事。

    我頂著大肚子在公司開會，坐久了，開始分神，低頭看見自己又圓又大的肚子，好奇地伸出食指按壓。幾秒後，肚皮從內側突出，竟是奇異果（安古還沒出生時的小名）在肚子裡回應我！我興奮極了，再試一次、兩次，肚皮都有反應。

    肚皮像一張紙，我從外面寫，他在裡頭畫。我幾乎可以想像他仍在發育的手指，好奇地往外試探，彷彿在說：「我在這裡喔，我一直在這裡。」我輕輕撫著肚皮，輕聲對奇異果說話。

喜歡自言自語的我，至少在那十個月，無論是想對自己說話或是對奇異果說話，都不能算是自言自語，因為，我的身體裡還有另一個生命。他知道我所有的秘密、不安與怯懦，我卻完全不能理解他，甚至連他的模樣都只能憑著超音波的模糊影像猜測：他會不會有一雙比我更細長的手？睜著圓圓晶亮的眼睛？

執筆的小手

奇異果遲遲不願出世。預產期過後兩個星期，醫生決定為我施打催生針，我足足痛了一天，被醫生判定孩子太大，需剖腹產。產房冷氣極強，加上內心的畏懼，讓我渾身顫抖著。隔著一塊布簾，我感覺到醫生正將孩子從我的子宮裡取出。「哇！」我聽見孩子驚天動地的第一聲哭喊，似抗議著：「我還不想出來！」護士將他抱來我身邊，他的身上還帶著細毛，微睜著細長的小眼，一雙小手擺出握拳的姿勢，如一隻小獸靠在我肩上。與我想像中的全然不同，卻讓我再一次意識到，他是一個全然獨立的新生命。小小的他在我身上輕輕哭泣，我不自覺以安咕安咕哄他。此後，我亦喚他「安古」。

安古的手雖然小，握力卻十分大，不算修長的手指，形狀與我極為相似。他不喜歡叉子，一歲左右就想拿筷子，還不願用學習筷，只想搶我手中的筷子。我不知從哪看到，太早讓孩子拿筷子會影響手部發育。但因為安古十分堅持，我只好由他。現在三歲的他，筷子已經用得很好。時常是大人不相信他可以夾起，哄著說用湯匙好不好？還是叉子呢？結果，只見安古老神在在，輕鬆把眼前的食物夾起，放入嘴巴裡。明明是相仿的手，我的卻笨拙許多，上國小了，筷子還是拿不好，常因此在飯桌上被阿公念。

    除了拿筷子，他對長條狀的東西都很有興趣，抓週時拿的是咖啡攪拌棒。還不會走路，見我提筆，便一把搶去，模仿我手握原子筆，靠在茶几前畫著桌面上的信封袋。等他再大一些，我把七、八張圖畫紙貼在家中一面牆上，給他水彩、調色盤和水彩筆。他在牆上作畫，使用各種工具，雙手也成了畫筆，反覆塗抹、上色。他小手一揮，顏料所在之處往往溢出圖畫紙的邊界，等揭開圖畫紙，牆面上留著斑斑點點塗鴉的痕跡。但我並不覺得凌亂，反而覺得充滿安古成長的印記。

    過了一段時間，他逐漸領悟黑色的神奇。任何顏色混上黑色，都變得越來越濁，終於也變成黑色。等到他的黑色水彩用罄，我用墨汁替代，為此再買一個梅花形狀調色盤，讓他可以加水調整濃淡。他從牆面移至地板畫畫，有時畫在圖畫紙上，沒有圖畫紙的時候，就畫在A4紙或筆記本上。

    無論是在牆上或是地面，每次等他畫得過癮後，地面磁磚、他的衣服與小手小臉，絕對全面「掛彩」，遍地混亂。偏偏房子小，沒辦法給他一個獨立的空間，只能他畫完、我收拾。說實話，我也常有不耐煩的時候。但是，看到他專注地拿起手中的毛筆在白紙上，由上而下，由左而右，或者只是用力按壓、畫點，那種專注「玩」的模樣，又讓我非常感動。

    他畫完時，我會問他：「你畫的是什麼？」愛說話的他總是會給我一個答案，譬如「在媽媽肚子裡」是一幅在便條紙上畫的圖，他用早餐店的藍筆和紅筆交織出長型的線條，再加上點點，如星空繽紛，比起超音波更加生動、充滿生命力。

    還有一幅我特別喜歡的作品，叫做「媽媽與安古」，是用毛筆沾墨汁豪放塗抹成一個大人牽著一個孩子的模樣。媽媽與孩子的手像是緊緊牽著，又隔出一點距離，可以看出彼此的輪廓。從畫裡，我看見安古眼中的我們，那麼緊密，那麼獨立。

隱形的臍帶

    看他畫畫，常叫我想起善畫畫的媽媽，以及曾經如此熱愛畫畫的自己。

    從小與媽媽分離的我，常透過別人的說法或媽媽留下的東西，來認識這麼一個我原該親密的人。我的衣櫥裡留著一幅媽媽畫的水墨畫，上面畫著幾枝隨風搖曳的竹子和兩隻小鳥；還有家裡經營的楓林牛排館，所用的餐墊上的圖是媽媽畫的花草水墨，再搭配上爸爸的題辭。這兩幅畫讓我明白，即使爸爸媽媽已不相往來，但他們仍是因為曾經相愛才有了我。

不知是因為遺傳還是從小看過母親的畫，兒時不多話的我很喜歡塗鴉，常拿著一塊錢，到隔壁的隔壁的文具店買張圖畫紙，開心地在上面畫出我心底的世界。爸爸見我愛畫畫，乾脆一次買一大疊圖畫紙給我，讓我想畫就畫。雖然有蠟筆和彩色筆，但我並不喜歡著色，只喜歡用鉛筆、原子筆素描。

    我記得曾畫一艘大船，大船上載滿各式各樣的人。也記得，阿公帶我參加一場在小叮噹遊樂園辦的繪畫比賽，當其他小朋友畫出色彩斑斕的遊樂區時，我卻用鉛筆仔仔細細畫著園區邊的一棵大樹。大船塗鴉應該被拿來墊熱鍋了，小叮噹樂園旁素描的樹，被主辦單位收去，它們最終都淪落為無用的垃圾。然而，我卻常常想起它們，想起兒時花整整一下午，只為在一張白紙上創造一個世界的單純慾望。

    再大一些，我在閱讀和寫作裡發現同樣的樂趣，漸漸把興趣轉移到寫作上。最初用筆寫在稿紙上，再是用電腦寫作。無論用的是哪一種工具，坐在桌前的我還是那個想要創造一個世界的孩子。

只是，創作路上也並非總是順遂，經常為各種質疑而苦惱。有時來自別人，如常有人問：「現在還有人買書嗎？」有時是自己：「我這麼寫真的好嗎？我真的可以這樣寫下去嗎？」當書寫的慾望陷入這些語言的紛擾時，創作的初心就被動搖了。

安古出生後，我近乎三年沒有「工作」。離開職場，生活變得極為簡單，寫作、孩子成為日常生活的全部。跟著安古，我重新成為一個孩子，重拾單純的創作慾望。尤其，看見安古那麼努力想要學習、嘗試的模樣，以及對一切毫無畏懼的自信，也大大鼓舞了我。他用行動告訴我，不需要去限制自己，更不要懷疑自己。

   

這些凝聚為我書寫的動力，先是在人間福報副刊撰寫專欄「安咕安咕」，記錄安古和我之間相處的細節。同時，也關注到女性進入家庭後的處境，寫下《我的肚腹裡有一片海洋》這本書。甚至嘗試從未想過的長篇小說。

在筆下的世界，我時而為母親，時而為孩子，雙重的身分讓我重新理解媽媽當年的選擇，並逐漸修復媽媽與我之間的關係。媽媽的水墨、安古的塗鴉及我的文字之間，彷彿有條隱形的臍帶緊緊牽繫。

有限的時間

    孩子與書寫，有時相生，有時相剋。兩者都需要時間，而時間是有限的。但也因為有限，所以格外珍惜短暫的寫作時光。只要坐在熟悉的早餐店裡、固定的位置上，打開電腦，我就能進入寫作的狀態。短暫的兩個小時，只要有一點點進度，我就感到安心。下午等到安古午睡，還能有一個多小時的時間可以閱讀（當然，也常常跟著安古睡去）。

    這樣的作息在安古滿三歲後，發生了改變。最主要的原因是，我得開始上班了，安古大部分時間必須交給婆婆照顧。我的時間被切割得更為瑣碎，工作，中午找空檔寫作、閱讀，下班才會與安古再見。我們彼此都還在適應，這樣長時間沒有彼此的生活。

    有一次，安古對著正要出門上班的我喊：「媽媽妳不要上班，我快受不了了。」我一方面感到心疼，另一方面也忽然發現，看似小小的安古，已經會用這麼成熟的句子表達心裡的感受。時間往前滾動，不著痕跡地讓他獨立，直到有一天，他開門走出去，踏上未知的旅途。想到這裡，我總忍不住緊緊摟住身邊的他，親吻他細軟的頭髮，想留下他每一刻的氣味。

    前幾天，下班後的我因為過於專心校對小說稿，沒發現安古跑進浴室，據安古說，隱形眼鏡流進洗臉盆不見了。我沒有責備他，是我在照顧他的時間分了心，我實在按耐不住想要修改的衝動。而我向來知道他對我的硬式隱形眼鏡感興趣，透明薄薄的圓形玻璃，在他小小的世界裡，都是閃亮亮的玩具。我誠實告訴他，對於額外要花一筆錢，我感到難過。他對我說：「媽媽妳不要傷心，我豬公的錢給妳買隱形眼鏡。」雖然豬公的事他隔天醒來就忘了，我仍因他的話被深深安慰。

    上班後，不少人對我說：「上班比顧小孩輕鬆吧。」說話的人都有種為我鬆一口氣的感覺。但我並不這麼想，所以總是認真地回答對方：「不會呀，我喜歡和小孩在一起。」儘管，在那有限的空間與時間裡，安古與我常看似凝滯不前、在原地踏步，但一段時間後回望，才明白已走出一個屬於我們的小小世界。

※圖為安古所畫，刊登於明道文藝2017年5月號。

從早餐店到早餐店

    有很長的一段時間，我在早餐店寫作。

    這間早餐店的座位不多，外面有四張桌子，裡頭左側是一個偏高的吧檯，右側有兩張桌子，盡頭是一坪左右的小廚房。由於空間不大，假日時常滿座。

    高雄天候溫暖，大部分客人喜歡坐在外頭。我最喜歡的位置是在裡頭，面向外的一張小桌。桌面中間隔著一層玻璃，可以看見老闆收藏的果醬盒。吧檯處懸掛一些小東西，像是鑰匙圈、小包包、圍巾或襪子，還有老闆六歲姪女串的小手鍊，偶而也有便宜的塑膠玩具。寫作順利時，我喜歡買點小東西犒賞自己，用幾個銅板換點小小的歡愉。

    第一次踏進這間早餐店是十五年前的事。當時，我還是對一切充滿好奇大一新鮮人，初來高雄，在地同學帶著我來，從此一試成主顧。一方面是價格不高，對學生來說還算能負擔的範圍。另一方面，餐點都用玻璃或陶瓷餐具裝盛，比如我最愛的奶茶，底層是深紅的茶，上面浮著鮮奶打的奶泡，中間一段是漸層，再搭配自製杯墊，像一幅畫。

    大學畢業後離開高雄，又因緣巧合在七年前回到高雄工作。一到假日，我立刻到早餐店報到。看見雪白奶泡漂浮在紅茶上，就能讓我感到一種甜蜜的安心。有奶茶相伴的我，坐在固定的位子上，翻開書、打開電腦，便是一天中最珍貴的寫作時光。

        早餐店由老闆和她的母親一起經營，老闆人酷酷的、話不多，但會用她的方式關心妳。譬如有次我感冒了，她沒說什麼，卻泡了一杯熱呼呼的柚子茶給我。還有一次，我寫得太忘我，寫到打烊的時間，老闆一面收拾東西，一面對我說：「沒關係，妳慢慢寫，就當是陪我。」這種熟悉卻不黏膩的關係，讓我感到一份自在。

    前年年末，得知老闆懷孕了，早餐店會停業一段時間，也可能從此歇業。我感到有些難過，並且焦慮往後該到哪裡寫作？伴隨失去的焦慮，我寫下《小鎮故事》系列，寫故鄉小鎮裡消失的地景，以及埋藏其中隱微的情感。等到十七篇陸續完成時，早餐店也暫時休息了。

    早餐店停業後，我的寫作開始斷斷續續，像一艘迷航的小船，不斷尋覓能夠暫時停泊的港口。有的早餐店餐點還算可口，但多數使用塑膠及免洗餐具，講究時效，這樣的店無法久留。能夠久坐的早餐店，大多昂貴，沒有能力日日負擔。失去那間早餐店後，我領悟到再沒有一個地方，可以讓我放心待下去。

    每次尋覓新地點時，我仍會習慣繞遠路經過那間早餐店，看看它的招牌還在不在？桌椅是不是還在原地？總是盼望，只要那些東西還在，老闆就有可能重新營業。

    就在去年年中，我再度不死心地繞過去，竟看見那些熟識客人坐在早餐店外，老闆正在吧檯裡收拾東西，一如往常。懷著失而復得的喜悅，我隔天立刻到早餐店報到。

    重新開幕的早餐店，有了一點點改變。原來由老闆和她的母親一起經營的店，孩子交由母親幫忙照顧，店務由老闆獨自包辦。有時，我也會帶著孩子來，如果恰好遇見老闆的母親帶著孫子來探班，兩個孩子便會玩在一塊。我趁著空檔寫作，或乾脆不寫，跟著他們玩，當作是放假。

    沒帶孩子來的時候，店內眾多的聲音也從來不曾干擾我寫作，反而讓我更沉浸在自己的世界裡。我想過，為什麼我習慣寫作的地方不在安靜的圖書館，或不太吵雜的咖啡廳，偏偏是間早餐店？答案可能是因為我一開始寫作的地方，就是在早餐店裡。而那間早餐店不在別處，正是我家。

    大約國小三、四年級時，家裡的牛排館生意越來越差，為了多賺一點錢，阿婆弄來一個攤子，在家門口賣起煎餃。起初，還沒掌握包餃子技巧的我們，龜速般攤開餃子皮、包入內餡，最後在外緣沾上一圈水，上下摺疊、捏皺。一顆餃子的完成往往需要兩、三分鐘，因此，叔叔、小姑姑和放假的我，全被叫來包餃子。日子一久，大家包餃子的速度變快了，十秒左右就可以完成一顆。但隨著生意逐漸有起色，需要的人手有增無減，我的假日從此被牢牢綁在煎餃攤裡。

    即使是小小的煎餃攤，也有各種不同分工。比如準備餡料，大包菜蔬有一定重量，這部分的工作由阿公或叔叔負責。接著是包餃子、下鍋，再由外場的人負責夾餃子、打包給客人。在眾多工作裡，我最喜歡坐在內場包餃子。準備餡料需要力氣，我做不來；下鍋、外場必須親臨燒燙燙的鍋子邊，還要時時隨機應變。只有包餃子時，一旦習慣動作順序，不需跟人互動，手在動，腦袋卻可以空下來發呆。

    發呆時，我透過餃子推演各種劇情，每盤餃子像一座城池，我在心底暗自和其他人比較，誰攻城掠地的速度比較快。又或是從客人的模樣和談話裡，想像八點檔劇情。一次次胡思亂想，陪我度過苦悶的假日早晨。然而，那些故事只存在我的腦海裡，手上沒有筆，寫下的是一顆又一顆的餃子。它們被放進熱騰騰的鐵鍋裡，最後進了不同客人的胃。

    最早一顆餃子賣一點五塊錢，後來變成兩塊錢，再漲到二點五元，現在一顆餃子要價三塊錢。每顆餃子換取的銅板，掉進奶粉罐做成的零錢罐。從口袋裡掏出的零錢，全是油膩膩的銅板。我嫌惡過它們，總覺得自己身上有洗不掉的油煙味，不能像其他同學，可以在假日時穿上乾淨、美麗的衣服出去玩。

        我曾對一位長輩說，不管將來做什麼，絕不要在早餐店工作。那位長輩淡淡回我：「通常，妳越想逃開的，就越逃不掉。」

       長輩的話對了一半。我確實在早餐店裡「工作」，一個字一個字排列、堆疊，換取微薄的稿費。但我並不想逃，它是我最喜歡、也做過最長久的事。

※刊登於《聯合文學雜誌》五月號「文學生活」。放一張沒有被選中的照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