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報導者x閱讀現場】台灣越南的家國蟲洞——紡織故事長篇小說《織》

 

文/謝一麟 (2017/11/25)

 

2014年的世界盃足球賽後，法國的《費加洛報》：「2,300萬台灣人已贏得自己的世界盃冠軍，但不是在足球場上，而是在球員更衣室」。因為有10支參賽隊伍穿上台灣製造的環保塑料做的球衣。

 

台灣的紡織業曾在全球產業鏈中佔據重要位置，也歷經幾次國際重挫（成敗幾乎都是看美國）。近20年來，還沒被擊垮的業者，許多投入高端技術的布料研發，例如機能布料、寶特瓶再製纖維布料（PET）、防火布料，重新取得全球紡織產業鏈的關鍵角色。有些生產的基地移往越南等東南亞國家。轉型成功、還能賺錢的人事物，不乏報導。更大多數，為了基本溫飽沒有選擇的工人，無法用簡單成功失敗標籤看待的工人生命故事、家庭故事，幾乎無人聞問。

 

早在政府喊「新南向」之前，1960年代，台灣工人就前往越南西貢的紡織廠工作，以比台灣高數倍的薪水，餵養台灣一家三代人口。台灣現有數十萬來自越南及東南亞的移工、新住民，台灣在1960年代，有過勞力輸出到越南的紡織業（以台灣現在的發展，誰敢說未來不會再出現勞力出口的情況？）。

 

出生客庒的張郅忻，在《織》這本小說裡，以自己的阿公50年前，去越南紡織廠工作的經驗為基礎（註小說是虛實交錯的文體，原本無法區分內容哪些是作者真實經驗。但作者在之前的散文集《我家是聯合國》中，有篇〈織〉的散文，可知小說《織》中哪部分來自真實生命故事。  ），發展一部台灣與越南的穿越劇。以台灣（甚至說東亞）的紡織業發展史為經線，一個精修紡織機的手藝工人（小說中名為阿有）當緯線，阿有的家人、同事生命經歷，讓產業的大時代遷移，有了血肉之軀的具體樣貌。因何離開？為何移動？移工的生理需求、情感依託、生活細節又是什麼？

 

書的扉頁，印上「獻給為了家而離家的人」。社會要從農業經濟轉型到工業，第一級工業就是紡織。阿有去紡織廠上班，跟著日本師傅鈴木先生學習修理紡織機。因為戰爭，一場是讓國民黨退守來台灣，一場是越戰，讓空有一身功夫的人，在動盪時代無法溫飽。為了生計，前往越南西貢的紡織廠工作，領著高於台灣工人數倍的薪水，餵養家鄉的三代人口。

「鈴木せんせい嘆口氣說：『農民說看天吃飯，我們是看美國吃飯。越南打仗，西貢錢幣流通，世界的人都在那裡。』」（207頁）

「『是的。Bảy Hiền以前，有些人支持胡志明，賣布給華人，華人染完布，把布賣給美國人。打美國的錢。是從美國人那賺的。』阿雄邊說邊搖頭笑。」（174頁）

 

美援台灣時代，政府有「代紡代織」政策。由美國提供棉花，政府保價收購民間紡織出來的織品，再出口賺外匯。其中從上海與山東來台，帶著設備與物料，乘著時代浪潮而成為大企業，像遠東紡織（徐有庠）、台元紡織（吳舜文，嚴凱泰之母）等等。本土紡織業，像新光紡織（吳火獅）、台南紡織（侯雨利、吳修齊）。所以早期紡織業界有上海幫、山東幫、台南幫三大主要山頭。

 

小說中也埋入這樣的背景脈絡，阿有是新竹的客家人，台灣同事老張是上海人。因戰爭遷徙而一起生活，前一刻甚至是敵人，後一秒要當同事的情境，怎可能不衝突。

「老張大吼：『你們日本人就會欺負我們中國人。』壞囂的日本人，阿有見過，但鈴木せんせい不是那種人。阿有起身，看見高個頭的老張，怒瞪著鈴木せんせい，老張的身影和那兩個不知羞恥的國軍重疊起來。阿有雙手握拳，快步走到老張面前，一拳往他臉上揮去。身邊的同事們先是愣住，見他們扭打成一團，趕快將兩人拉開。被兩個同事架開的老張，高聲罵道：『冊那！我全家死在日本鬼子手上，我罵他，你跑來湊什麼熱鬧！』」（203頁）

 

「冊那」，是上海話裡的國罵（髒話）。為生存，來自不同生活文化圈的人得共處一室（工廠）。如果移開身上那條國界線，都是無奈地混口飯吃的小人物，如同那時代的千千萬萬人一般。

 

那年代有多少這樣外移的勞工？政府沒有統計，沒人研究，更無人紀錄訪談書寫。有經歷過的人，現在大多已經辭世或將凋零。

 

張郅忻2010年獲得第一個文學獎肯定（第一屆桐花文學獎小品文獎，作品〈時光之徑〉）時，阿公離世。前往越南的紡織移工，50年前的往事來不及細問。只好抓緊僅存的線頭，慢慢回溯爬梳、探問、考究資料。

 

故事從病危的阿有開始寫起，一一帶出阿有的家人性格樣貌。所謂的「家」，是由一個個的個體編織而成。時間軸從現在，往過去推移。如果追尋的過程也如織布，作者用一個很簡單的懸念作為穿針引線的「梭子」，即是，到底阿有在越南工作11年（每年只有農曆過年回台幾天），有沒有女朋友（紅粉知己）？

「他喜歡坐在電影院裡，看別人的故事，那讓他可以暫時忘記自己的故事。死去的阿瑞、等待的春梅，不時問他何時加薪的卡將。阿有有時會藉著銀幕的光偷看阿秋，他沒有太多奢望，只希望日子可以一直這麼下去。」（240頁）

 

小說中的答案是有。那個越南女子叫阿秋。阿有工人當久了，關鍵技術在身，開始有當頭家、開個小工廠的夢。阿秋帶他認識當地師傅、看廠房。於公於私，阿秋都是阿有的重要寄託。但在海洋的另一端，家鄉的妻子春梅，上有威權的婆婆，下有五個小孩要顧，是家裡的重要支柱。個性忠誠樸實的阿有，掙扎於親情與感情。

 

個人情感的掙扎，隨著越戰戰事擴大，一起爆發。公司給資深員工的妻子出機票錢，來越南探親兩個月。春梅到越南時，阿有鎮日惴惴不安。不久後工廠附近開始被砲擊，戰線逼近，移工與僑民趕緊找門路買機票準備逃離西貢。春梅沒想到第一次來越南看丈夫，是逃難離開。阿有沒想到開工廠的夢與阿秋的感情，被砲彈炸毀。阿有最後去找阿秋，阿秋給他兩張機票。阿有帶著春梅搭機，輾轉飛回台灣。

 

《織》小說中主要觀點，有三個時間尺度，分別是阿有的孫女卉玲，跟著越南嬸嬸以及阿婆（春梅）去越南走走；春梅第一次以家眷身份去越南，在西貢待了將近兩個月；阿有在越南工作11年。小說以卉玲的幾天、春梅的個把月，不同的時間閱歷，暗引讀者自行想像填補，阿有在異鄉11年的歲月日常。

「窗外有稻田、有雜草，還有一棵棵梧桐樹。梧桐樹像時時提醒他，這裡不是家鄉，多加班，多賺錢，好早點回家。」（215頁）

 

小說中有許多寓情於物的書寫。有物件，也有植物。像是梧桐樹，是個人記憶參照，城市印象，也有殖民的歷史符碼。法國在殖民地越南，在上海的法租界，留下了梧桐樹。政權更迭，領導者來去，樹一直都在。

「『等下。』春梅對阿有說，折下兩枝珍珠花，抓一把泥土放在隨身手帕裡，包裹珍珠花的根，再塞入大包裡。若是平常時的阿有，一定會罵：『麼个時候了。』阿有卻沒有多講一句話，靜靜等她摘好放妥，才繼續前行。」（252頁）

 

九重葛，是出現在小說中各處的重要意象。一道斑駁的牆，一幢頹圮的房，一間冰冷的工廠，長了九重葛，就多了幾分活力與豔麗。九重葛又稱三角梅，小說中的客家阿婆，春梅稱它「珍珠花」。我們平常看到九重葛有顏色的部位，其實是葉子，不是花。它的花蕊彷如一顆小珍珠，被有色葉包圍隱藏著。

 

豔麗的色葉，是小說中移動到異鄉工作的男人，紡織產業的全球變化，戰爭動盪的時代，一下就吸引目光，成為凝視焦點。也許真正的主角（花心），是不容易被注意到的女人。無論是幫助異鄉移工的阿秋，或含辛茹苦的春梅。就像電視劇《一把青》的改編戲劇視角，從大時代的戰爭與空軍男性，將注目焦點移到那些守在地上的女人們。如九重葛般，具有最堅韌的生命力。

「往後，春梅遇到再多事，大倈子欠錢，屋家分銀行查封，屘子發癲，妹仔離婚。她毋識怪麼誰，這是報應，是回家的代價。只要全家共下，有土有水，能活下去就好。」（255頁）

 

閱讀《織》，我直接聯想到吳明益的 《單車失竊記》，從一個具體的微物史（一部是紡織機，一部是鐵馬），動植物（比如單車中的大象），交織二次大戰前後的中國戰場、東南亞戰場，因為戰爭而被迫遷移的平民視角。在當前眼光盲目向外尋找，不習慣向內與向過往探索的台灣來說，經由小說創造的蟲洞，穿越時間，穿梭不同國度與地理空間，以真實事件為基礎的虛構創作，重新佈置了台灣在地球時間空間座標裡的位置。

 

《織》小說中是多語交雜的情境。用繁體中文書寫，裡頭主角的母語是客家話（作者本身也是），裡面還有一點台語、日語、上海話，還有泰雅族語。是的，織布這件事的，別忘了台灣土地上的原住民，也有自身織布的智慧與美學發展脈絡。主角卉玲的好友林惠，有泰雅血統，如果卉玲的生命經驗就是台灣這島，那林惠像是她反身的鏡像存在，既來自過去，也來自未來。

 

讀完《織》，我立即聯想到顧玉玲的《我們》，那些移動與勞動的真實故事。如唐諾所評，

這些看似無奈，卻勇氣非凡的移動╱勞動者，生命或許困頓、碰壁、不幸，但「仍然相信幸福是可能的」。《織》中的阿有、春梅、阿秋、林惠、卉玲亦然。

「此刻坐在頭頓海邊的我，望著眼前的海浪，總覺得在海的另一端，有人正望向我。他們是七、八歲的我和健壯的阿公，在海的另一邊，過去不會消失，也不會有死亡。在海風裡，我聞到舒跑飲料的香氣。海另一邊的那個我，喝完舒跑後，會被阿公用老舊摩托車，載回那幢九重葛盛開的水泥房子。那個叫做『家』的地方。」（164頁）

 

吳晟在詩作〈負荷〉： 「就像阿公和阿媽，為阿爸織就了一生，綿長而細密的呵護。」是啊，每個人都想追求的「幸福」，是要靠自己與他人的力量，細細編織造就出來的。幸與不幸，都靠自己去織。

參考網址：https://www.twreporter.org/a/bookreview-weaving