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途中: 北漂少女的泡沫──黃文倩讀《海市》

北漂少女的泡沫──黃文倩讀《海市》

台北西門町的地景變遷和人事滄桑，與母親的生命史有同構的關係。然而，儘管小說家企圖羅列與表現萬年大樓、獅子林、中山堂、中華商場、美華泰、中山堂旁邊的上上咖啡等等的客觀景觀與變遷，以及它們在新世紀以降愈來愈繁華落盡的命運，但我覺得跟人物命運的整合比較有機的細節，大抵還是集中在主人公無視獅子林的歷史意義的環節上。

一九○○年，德萊賽（Theodore Herman Albert Dreiser，一八七一～一九四五）出版《嘉莉妹妹》（Sister Carrie），描寫一位從鄉下到芝加哥打拚的貧窮女孩，如何藉由美貌依靠男性，並在劇院的工作中慢慢發展出才華和事業，最終成為當紅演員，徹底立足現代城市且毫不感傷地告別了她的情人們。儘管從未幸福，德萊賽惜才之餘，還是要忍不住出場，以全知的角度辯護「嘉莉」們的命運與祕密：「引入歧路的，不常是罪惡本身，而是更通常地是對更美好的事物的慕念。不慣於理性思考的敏感的心靈，受其華美的誘惑的場合，多於受罪惡的誘惑的場合。」（註1）

二○二○年秋天，張郅忻出版《海市》，故事背景置於上個世紀七○年代以降至二○一八年，空間放在小鎮「湖鄉」到台北西門町。人物雖然包含三代，但主要角色仍以敘事者的母親「如月」的篇幅最多且相對完整（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章都在講述母親），因此與其說小說家想寫的重心，是開篇的二十一世紀二○一八年的西門町的新網紅少女的「我」，不如說關鍵還是母親的北漂生命史。她年輕的時候有西門「萬年第一美人」的稱譽，如今則是「變胖又變老的小龍女」（小說語）。

像「如月」這一類從鄉鎮為求生存與機會的北漂主人公，在台灣現代文學史上並不少見，但恐怕很少以中產的女性為主體。她沒有李昂《迷園》主人公的機緣與視野，卻也不若顧肇森《曾美月》的孤絕、西化與有「下海」的勇氣。在《海市》中，「如月」雖然到了台北受過一定現代化的教育，但嚴格來說是技術知識（在小說中，「母親」先後念了馬偕護校和明志二專），理性啟蒙的程度不高，她出身的客家背景，也不鼓勵一個可能有才華的女性多讀書與發展藝術能力（在小說中為繪畫），只期望女性對家庭和男性承擔過量的責任，但時代已在發生變化，台灣愈來愈形現代化的社會和世俗資本主義的拜物教，也開了女性的天眼，「如月」對更美好的生活自然有嚮往與追求，愛情、婚姻和台北，都是「如月」般的女性的生命出口。

《海市》無疑地藏詞且暗示了「蜃樓」。「如月」的愛情已經帶有現代精神──自由選擇，且並非被實利所誘，因此她才能放棄成為準醫生娘的愛情，後面的兩段婚姻，也是首先基於感情而非基於物質條件的選擇，這也就使得「如月」並不是在複製第一世界的「嘉莉」──那麼地以個人主義與自我發展為目的。小說家花了非常多的筆墨，來描述母親一生如「小龍女」般的心境與行為，包括身為長女對家族成員北上的提攜、對其他弱勢女性的相濡以沫（如對西門町的公娼和外傭的真誠友誼），對兩段婚姻的孩子，恐怕也都比男人更負責任，雖然由於繁忙和艱辛的生活，母親對二代的陪伴與教養的能力實在有限。但整體來說，「如月」不但曾經有美貌更有道義，多付出且少回收，但這些描述實在過於素樸（雖然這是小說家最大的優點之一）。我認為寫得最好且較有美感的細節之一二，還是跟主人公們所抱持的少女心有關—例如「如月」在知道先生婚前曾為了跟她在一起，間接地拋棄與傷害了另一個女人，甚至導致該女子自殺時，「如月」痛苦到不能接受。小說以全知的方式，加入這樣「人魚公主」的互文：「王保麟的臉、林美娜破碎的雙腳，讓她聯想起人魚公主。……當時，她為人魚公主流下同情的淚水。如今，她竟成奪人所愛的鄰國公主，林美娜是終將化為泡沫的人魚。那麼王保麟呢？在這個故事裡，他為何毫無責任？」同樣的事件，第二章則使用阿姨小玄的青年時期的視角，觀察到姊姊當時的男友／後來的先生王保麟腳踏兩條船的祕密—小玄透過聽到另一位女性的琴聲，感知到對方的存在狀態，同時還注意到她彈奏的曲目，跟王保麟把妹時所唱的曲目的關係，暗示著王保麟一腳才從這個女生身邊聽來〈給你呆呆〉、〈楓林小橋〉及〈微風往事〉等曲子，一腳又能含情脈脈唱給另一個女人聽。但「如月」畢竟跟「嘉莉」不同，她的第三世界現代性，那時還沒有發展出太強的私有慾，男人為他們的愛情畫卷留下污點，就已經是對情感價值的褻瀆，這種本土的現代性雖然有點保守，但卻也是人物尚未完全異化的證據。

張碧珠／給你！呆呆！

另一方面，小說家還寫出了一種台灣客家女性的隱忍謙退的文化主體，在細節掌握上也相當敏銳有代表性。「如月」由於長期被父權體制影響，習慣性地放棄與節制自我，總是以家庭及先生為重，即使日後有機會畫畫—為家庭式的「楓林」牛排館作餐墊紙的圖案，她選擇畫的主體卻僅僅是麻雀。「麻雀」在第三章獨立成一節，因此幽微地可以看作「如月」生命狀態的暗示。如果回溯「如月」小時候曾參加繪畫比賽的歷史，那時的她早已發展出全景的構圖與個別細節的處理能力，還曾得過「中日交流繪畫比賽湖鄉小學生佳作」，但在早年台灣重男輕女、重實用輕藝術的條件下，「如月」就像《魯冰花》的姊姊，即使可能也有才華，卻最早選擇退出，如果說《魯冰花》的弟弟是一種悲劇，姊姊又何嘗不是？小說家用妹妹的眼光和口吻為姊姊抱不平：「阿爸唯一贏過阿母的，不過就是他命好，天生是個男人。」

台北西門町的地景變遷和人事滄桑，與母親的生命史有同構的關係。然而，儘管小說家企圖羅列與表現萬年大樓、獅子林、中山堂、中華商場、美華泰、中山堂旁邊的上上咖啡等等的客觀景觀與變遷，以及它們在新世紀以降愈來愈繁華落盡的命運，但我覺得跟人物命運的整合比較有機的細節，大抵還是集中在主人公無視獅子林的歷史意義的環節上。獅子林現在仍是西門町的一棟住商混合大樓，國府戒嚴期間，曾為台灣省保安司令部所用，保安司令部的職權包含各式或隱或顯的文化管制、郵電檢查與監聽等等，具有特務單位的白色恐怖性質，但在這部小說中，最有意思的地方在於，母親也知道獅子林內曾因白色恐怖死過人，但小說卻不企圖新政治正確地想批判黨國歷史──對許多文化知識人而言，獅子林可以是一種再操作的符號與隱喻，但對「母親」而言，她買下其中一小部分供作己用，純粹只是離工作的地方萬年大樓較近，當然這並不是在批評「如月」的無知或對歷史責任的無感，我認為張郅忻略帶童話性格的現實主義書寫，只是想保留這種客家女性的簡單實際與順應偶然性。類似的互文使用，在文藝資源上，還引入了「蕭紅」和「孽子」，左右立場和國家色彩均被弱化，突顯得更多是女子不得已的逃離與孩子似的糾結心理，這部分或許有張郅忻個人經驗和心理意識的帶入，點到為止處，似乎可作為下一部小說的題材。至於最有象徵意味的互文，應該是母親在萬年大樓的錶行「36度C」的命名，母親早年在台北學護理，知道「36度C」意謂著正常體溫，用作錶店的名字，也有精確之意。然而，依照小說中的時間推算，母親開店的階段可能在上個世紀八○、九○年代，那時最有名的法國電影新浪潮的作品之一《巴黎野玫瑰》的原名，即為37度2（台譯片名為《憂鬱貝蒂》），「37度2」在該作品中，意謂著高溫、真誠的狂熱、蔑視庸俗秩序、激烈且不考慮後果的情慾與愛情等等。但《海市》用「36度C」則給了我們一個二十世紀末、二十一世紀初的第三世界台灣客家女性更精準的象徵與暗示—身為長女的「如月」，無法講究個人與存在的無限豐富性，她的藝術也只能發展成家常日用，但也惟其正常平淡實在可用，母親才能承擔家族、照顧孩子。百無聊賴的網紅二代的孫小漁，似乎也才能藉此得到新生與救贖的契機。